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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43章 红楼大家续四（第2页）

冯其庸为此手抄庚辰本全卷，以‘最笨的方法’确保校注质量，这种工匠精神令后世学者动容。

冯其庸晚年提出‘大国学’理念，将红学研究置于华夏文化整体框架中。

他主张‘国学应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’。

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西域学研究的兴起。

为考证玄奘取经东归路线，他十赴新疆，三登帕米尔高原，在海拔4900米的明铁盖山口立碑，用考古发现还原了历史真相。

这种‘以脚丈量学术’的精神，使红学研究突破了文本局限，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面对红学争议，冯其庸始终秉持‘自律’的学术信条。

他借用黄庭坚诗句‘人言九事八为律，倘有江船吾欲东’表明心迹。

在《红楼奥义隐千寻》中写道：‘地下欲请曹梦阮，平生可许是知音。’

这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，展现了一代学者对学术真理的执着追求。

正如红学家张庆善所言：‘冯其庸先生是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，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但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将永远指引后来者前行。’

最后一位红学大家：蔡义江。

在红学研究的浩瀚星空中，蔡义江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。

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学术视角，在红学领域深耕细作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为红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蔡义江在大学期间，他系统学习了古典文学知识，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，为日后在红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埋下了伏笔。

1978年，蔡义江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。

他借调入京，参与筹创《红楼梦学刊》和我国红楼梦学会。

这一时期，红学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，但缺乏一个专业的学术平台和组织来凝聚力量、推动研究。

《红楼梦学刊》的创刊和我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，为红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、分享成果的重要阵地，也为红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蔡义江作为筹创工作的核心成员之一，付出了大量心血，他的努力和贡献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。

蔡义江精心校勘的《增评校注红楼梦》被誉为‘蔡本’，在红学界具有重要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