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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0日这天，莱纳准时接听了电话，把打听来的零碎消息告诉安德烈，苏联人据说想“切断”东西柏林，没说具体要怎么做。从来没有人能切开一座城市，也许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。这消息是翻译从秘书那里听来的，秘书又听另一个秘书说的，这第二位秘书在门外听见了大使和一个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员聊天，这个传播链本身就不特别可靠。

情报官和线人约定一周之后再联络，去另一个电话亭。然而到了6月16日，传言已久的罢工开始了，而且一夜过去之后人数翻倍。莱纳没有接听电话，安德烈每隔十分钟打一次，到中午就放弃了。去往东柏林的所有公共交通已经全部被切断，他拿起帽子和外套，打算步行到东柏林去，但还没走下楼就被发报员叫住了。驻扎在弗伦街上的美国人发来了电报，只允许安德烈和霍恩斯比查阅。

里面的消息其实没必要保密，再过几分钟，所有人都能在大街上看见发生了什么。苏联的T-34轰隆作响地开进了东柏林，在十一点的太阳下，一整队庞大的钢铁怪物。我不想说后面的事了，总是让我不舒服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自己去查。我不知道安德烈对这天的回忆是什么，但莱纳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枪声，而是寂静，1953年6月17日的夜晚非常安静，一些人不能发出声音，剩下的不敢发出声音。

第九章

东柏林在平静中过完了六月余下的日子，一种枪口前面的平静。如果你是个斯塔西的话，这几天就是畅饮权力之酒的好日子。无人反对，无人阻拦，无人追责，平常那些看不顺眼的码头搬运工，制革工人，纺织工人，玻璃厂工人，统统可以抓起来。没有什么法律！写在纸上的条文是一条黑色的小蛇，恭顺地缠在斯塔西的手指上，按他们的意愿弯曲，或者咬人。

莱纳的邻居走了，字面意义上的。悄无声息，逃出东柏林的人都这样，前一天还在楼道里和别人道早安，像往常一样给窗台上的天竺葵浇水，当晚就不见了。有人直接坐上轻轨，有人步行，有人把相册、旧信件和外祖母留下来的花瓶装上汽车，径直开过东西界线，再不返回。走廊对面的邻居是清晨骑车走的，被花店老板看见的时候，还停下来打了个招呼，说外出露营。当然没有再回来。

回想起来，汉斯应该也有过同样的主意。在失踪前不久，他给莱纳买了自行车，直接扛在肩上跑上楼，敲开门，骄傲地把这份礼物推进客厅。汉斯说车是二手的，不贵，但它看起来没有使用过的痕迹，油漆光洁，轮胎缝隙里没有泥。莱纳本来想问哥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闲钱，但不好意思开口。那天汉斯看起来很高兴，充满希望，但并没有解释这种好心情的来由。没想到最终是安德烈间接回答了这些已经遗忘的问题。

安德烈至今没有发出可以安全见面的信号。莱纳等着，每天上下班路过花店的时候都看一眼橱窗下方，但那些因为水渍而发黑的砖块上始终没有出现粉笔记号。持枪的苏联军人依然在街头巡逻，莱纳每次在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都会心跳加速，尽管他什么都没有做，也许是武器让他紧张。他如常上下班，喂饱自己，躲避母亲和长兄的幽灵。无事可做的周六下午，他时常躺在凹陷的沙发上，和想象中的安德烈说话。在他的脑海里，安德烈既是汉斯，又是早逝的父亲。

邻居的天竺葵逐渐枯死，他能从卧室窗户看到，但无能为力。他再次被遗忘了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灵魂，游荡在柏林阴郁的街道上，甚至无法留下脚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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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柏林另一边的奥林匹克体育馆，一种消沉的情绪日渐扩散。要是有任何人还对东西德尽早统一心怀希望，苏联坦克的出现也令这种幻想灰飞烟灭了。与此同时美国人毫无作为，只是看着，毕竟，不值得为区区几万个工人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

“你听他们平常在电台里叫得那么响。”霍恩斯比抱怨道，他前天从伦敦飞过来，要亲眼看看东柏林动荡的夏天，“还以为他们至少会动一动他们肥胖而尊贵的手指。”

美国“盟友”和他们肥胖的手指并不是安德烈目前最关心的东西，斯塔西才是。东德情报机关就像一群突然发现锁链被解开了的饿狗，冲进惊慌失措的牧群里大肆撕咬，监狱很快人满为患。克里姆林宫正好在这个时候换了新主人，赫鲁晓夫挤上了第一把交椅，下令逮捕原先分管情报的贝利亚，并且撤换了驻扎柏林的苏联情报人员，更紧地把东柏林捏在手里。一夜之间，英国人吃惊地发现舞台地板被换了，而且对面的乐队全部换上了长号和定音鼓，咄咄逼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