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悖论，因为治国不能指望人人自觉，没有他们管，久而久之必定混乱不堪。
大湏也免不了会出现这么一群人，朱鼎顺准备以后把收税的税兵变成人见人骂机构。
大明的内阁是皇帝的秘书，二百年后，西方的革命内阁又树立了一个皇帝。
皇帝，内阁，称呼一样，权力来源完全相反，还真的不好解释。
“诸位，打个比方，我们立国成功了，成立了一个治国中枢，推举鄙人为…为头领。为了权力不固化，头领必须有任期，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权威甚高的律法，谁又来保证律法的权威呢？就让这个头领去做皇帝，但这皇帝是个象征，是律法的化身，并不参与具体军政事务。”
他们更加糊涂了，天下无皇，实在不可想象。
赵南星苦笑一声，“殿下，咱们还是说眼前的事吧，等我们成功了，这种大仁大义的事您才可以实行。”
“孤说的就是眼前的事，百姓必须缴税，但他们只有粮，说来说去，必须通过粮食来体现税收，这与之前大湏不纳粮的口号冲突。我们得告诉他们，缴税就是忠诚，而不是变着花样去收其他税目。”
“人丁税并没有废除呀。”
“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孤一家四十多口，就算一丁缴万两，也是九牛一毛，百姓能缴得出来吗？”
顺二疑惑接茬道，“大哥，我们为什么被一个税卡住了？我们不需要呀。”
朱鼎顺深吸一口气，跳过官绅一体纳粮这种不切实际的办法。雍正的摊丁入亩才符合潮流，人家一年能收五千万两的税，老子当然也可以，只是这步子劈叉一时收不回来。
眼珠子一转，轻咳一声，“咱们先确定一件事，大湏以后是会收商业税的，收税的前提，必须保证商业繁荣。
繁荣的前提，必须保证耕者有其田、居者有其屋、工者有其业。
咱们摊丁入亩，对百姓只收国事税，免除臣民的人丁税、徭役，因为这是个固定税种，毫无变通，无法体现上下治权。
废除路引，放松户籍，农民和手工业者可自由迁徙，出卖劳动力。各级地方衙门，查清各处地亩多少，按亩均摊税赋。其派丁多者，必其田多者也，其派丁少者，亦必有田者也。
比如一家有十亩地，不管几口人，每年需要缴税十两银子。另一家有百亩地，不管他家多少口，每年需要缴税一百五十两。到千亩地，也许就是二千两银子。
这么说诸位懂了吗？朝廷定国策，这就是皇权。地方省府来摊派落实标准，这是统领权。地方县乡来收税、并保证田地产量，这是治权。
自上而下，这就是公权统治。等地方繁荣之后，我们收商业税，就可以慢慢减少国事税，直到全部免除。”
啪~
赵南星一拍大腿，“殿下智慧过人，妙，没有大湏，百姓就没有田产，若不理解，就不配为大湏子民。”
朱鼎顺再次捏捏眉心，妙个屁！不得不为之的过渡期。
姥爷当初在地方是个小吏，他年轻时百姓交公粮，有时候两三成、有时候五六成，但国家从来没定过这么高的税，顶多一成半，为什么百姓会实缴那么多呢？因为地方在里面摊派了农事税，这个税会去赈灾、修路、修堤、修水利等等一切财政费用。
所以用后来人眼光看，当时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土地越贫瘠的地方，比例越大。
等到开放以后，上面早就想免那一点可怜的农税了，公粮一减再减，并不是商税不够，而是因为农税牵扯到了稳定、延伸出很多必要的杂务，拖了十来年，才彻底免掉。
现在的道理也一样，不收一个上下都有权插手的税种，就无法治理。
这种事从个人角度看，充满不解、愤恨。
从国家角度看，充满无奈、苦恼。
真tm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