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人已去,新人当道.
李世民展示了他一生之中,金光闪闪的优点,那就是不拘一格识人才,择才而用。
唯有人才,才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的上限。
识才得才用才,才是李世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
贞观治世,人才济济,李世民曾经站在高楼之上,看着士子们兴高采烈地拜舞而去,不无得意地说:“天下英雄,入吾彀中矣。”
这虽然是对于贡(科)举选才的感叹,但自从太原起义,到征战扫平四方,直至登基为皇帝,李世民从来都在求才若渴,爱才如命的路上狂奔。
但作为皇帝的他,求才得贤用人之路,却并没有想象的顺利。
用人之道,随世变化,有一个转变。
春秋战国是世袭,讲究世卿世禄,做官是垄断行为。
两汉以降,察举制和辟召制占主流,毫无疑问,这种资源会被权力和财富所左右,沿及魏晋,终于发展成极致的九品中正制。
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,,阶层固化分裂,一切以门第出身,瓜分社会资源。
但进入南北朝后,社会变化剧烈,南北士族阶层不可抑止地衰败,加上社会矛盾错杂,“唯才是务”再一次提上议程。
于是,科举,作为一种选才的考试制度,萌芽于南北朝,始于隋而成于唐。
但科举选才,在唐初的影响和规模都非常小,贞观一朝,平均每年进士科取士,大概是九人左右,相对于官僚体系而言,实在微不足道。
科举制不得其力,选士主要还是依赖举荐了。
这是李世民的烦恼。
贞观之初,他就曾经责备封德彝,说让他举贤,却不见丝毫动静。
封德彝自然有一套说辞,“非不尽心,但于今未有奇才耳!”
李世民对此不能同意,他反驳道:“君子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,古之致治者,岂借才于异代乎?正患己不能知,安可诬一世之人。”
李世民求贤若渴,深知武力可以得天下,治天下却需士人共同戮力辅佐。
他不止一次对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说:“公为仆射,当广求贤人,随才授任,此宰相之职也。”
李世民有此心,也尽力躬行此事。
贞观一朝,用人之道,大抵是新旧并用,士庶同流,官民齐进,汉夷共朝,人尽其才,才尽其用而已。
李世民本人就善于发现人才。
马周就是他拔擢于寒微之时,最后成为一代贤相。
马周号称深识事端,动无不中。
李世民曾以亲口赞誉说:“我于马周,暂不见则便思之。”
马周的同事,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于马周心服口服,曾经私下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说:“吾见论事多矣,……(马周)一字不可加,一言不可减,听之靡靡,令人忘倦。”
男性在公开场合的赞扬,或者是圆滑应酬所需,但一个男人私下对另一个男人的赞美,那就是真正的赞美。
尤其是已经位居帝国宰相之职的成功男人,私下对马周的赞扬才是真正的价值千金。
可见马周实在是一个能人。
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。
马周自小孤贫而落拓,虽然饱读《诗》《传》,但因为出身寒门,不为乡里所重。
他凭借才学,在州里弄了个助教谋生,但他不务正业,天天饮酒为乐。
为人师表者,无表率之则,他这工作干得憋屈,屡屡遭到刺史的责骂。
马周受不了这种鸟气,当场发飙,拂衣而起,助教也干不下去了。
但人要吃饭睡觉,需要生存。
他开始了飘泊之路。
南游中原曹汴之地,但人逢背运,喝水都会塞牙,他再一次被浚仪县令给羞辱。
好男儿志在四方,马周根本就相信自己一身所学,世上就没有一个人识货。
他发下誓愿,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之上,秀出自己的风采。
他要选择一个更大的舞台,那就是李唐帝国的都城长安。
货卖与识家,他的目标,他想辅佐的对象,是这个帝国最高领导人李世民。
他需要借助一个跳板。
马周走出了重要的一步,他投靠在中书舍人常何之家,这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和篇章。
他蜇伏起来,等待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。
马周没有等太久,贞观五年,李世民下令,让百官们上书言事。
常何是个武人,不通文墨,况且,即使粗识文字,也不敢班门弄斧,当时的惯例,都是由门客们写作润色,然后署主家名字,再上交。
这就是马周能寓居于常何之家的价值,养士千日,用兵一时。
马周不负所望,他援笔起草,洋洋洒洒二十余条,都是当时切中时弊,深合李世民心意的奏文。
这引发一个奇迹。
李世民见到常何的表文,大感惊奇。